江靖宇与华东战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创建发展(8)

原国民党第26师16旅中校副官主任张宝珍,1947年1月4日在枣庄战斗中被人民军队俘虏，后来编入华东军区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第三大队八队学习。8月27日，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9月上旬，“张宝珍回到河南任国民党第三纵队司令部上校副官处长，联合另一位被释放的战俘、曾任三师团长的赵振球，策反该部百余名官兵和下属4个营起义，投向我河南陕川军分区。”(56)蒋柳清 ：《中共锄奸保卫史记》，第215页。原国民党联勤第四兵站(济南兵站)少将代理总监尹锡和被俘后经军官团教育改造，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后来与我地下党员吕方东一同返回杭州，策反国民党联勤总部在杭州的303军用汽车修理厂，结果全厂拒绝执行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命令，将所有机器、设备、资料、档案以及枪支弹药等完整无损地移交给人民政府。(57)④沙慕、吴建平等编辑 ：《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敌军工作》，第 388 、387页。国民党军上校团长程云鹏进入在留田村的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后，编入第一大队，经教育改造合格释放后，回到国民党部队。1948年7月，他向我军提供了关于济南、徐州、蚌埠一带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价值极高。原国民党军队孙良诚部有一个旅长名叫刘侠，他从军官团释放回到河南省，在伏牛山拉起队伍打游击，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并与我地方党委取得联系，率部起义投向解放军。

原国民党交警第十五总队中校大队长朱怡平，在军官团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释放后，在湖北、浙江等地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活动。杭州解放后，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国民革命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匪特组织，将潜伏在上海的匪首一网打尽，并协助破获“苏南司令部”匪特组织，将苏州一批匪特捕获。后来又主动向杭州公安机关要求到浙江淳安县利用他在解放前的帮会关系，做争取瓦解土匪武装的工作，使匪“青年救国军浙皖边区支队长”等匪首以下50余人，携轻机枪3挺、长短枪70余支，向我剿匪部队投降。(58)④沙慕、吴建平等编辑 ：《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敌军工作》，第 388 、387页。

(三)丰富了我党我军俘虏政策成功的经验

自1946年1月10日解放军官训练团成立，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创造了分层管理模式。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由山东、华中野战军下属各纵队负责管训后大部充实连队，到后来形成了“即俘即补”的办法，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兵源之一。这是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首创。

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自莱芜、孟良崮战役以后，随着俘虏大批增加，形成了尉官由华东野战军俘虏管理处负责管理和训练，校级以上军官经初步收容整理后，送“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教育改造。这种分工明确、互相协调的分层管理模式，使俘管工作有条不紊，成效斐然，这是“华东野战军首创”。(59)于岸青 ：《美国女记者采访“解放军官招待所”》，《大众日报》2019年12月14日，第7版。

华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曾指出：在解放战争中，我们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将宽俘政策由重在“瓦解敌军”发展为“瓦解敌军”与“壮大我军”两者并重。最后又将此发展为以“壮大我军”为主的“扩军方针”之一。(60)钟期光 ：《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5年版，第277页。这是华东人民解放军的重大贡献。

1946年4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释放俘虏军官时，就有40多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61)南京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印 ：《华东军区 第三野战军敌军工作史》，第21页。此后到1947年底，高级解放军官团对表现较好的俘虏军官，经过认真考察培训，争取了原国民党军整编69师92旅副旅长冼盛楷等数百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一些人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校学习，他们在新的岗位上积极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俘虏军官丁予，原是国民党军队少校，一开始对我党敌对情绪很大，经过江靖宇团长多次耐心地谈话，细致地启发、开导、教育，他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他向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对瓦解敌人起了很大作用。释放时他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江靖宇团长安排他在“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宣教科工作，后来调到华东局社会部工作，全国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用丁予的话说：“江团长是我和我爱人刘毓珍走上革命道路的主要引路人和教育者，没有他的关怀和安排，我们的结果如何是难以预测的。”(62)房列曙 ：《访问朱莉同志谈话记录》，1982年7月10日。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fjwgyxyxb.cn/qikandaodu/2021/0223/4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