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诗词如何走出去(2)

但是到1993年，《中国翻译》第一期发表了《在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佐良在发言中一再赞扬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 1871—1945）《风灵》（“Le Sylphe”）最后一段的译文。原诗把灵感比作来无影、去无踪的一阵香风，比作美人更衣一刹那裸露出来的胸脯。真是妙喻。佐良赞美的译文是：

无影也无踪。（Ni vu ni connu.）

换内衣露胸，（Le temps d’ún sein nu,）

两件一刹那。（Entre deux chemises.）

早在1990年，我在《世界文学》第一期批评了这篇译文不好理解，没有传达原意，并且提出了新译文如下：

无影也无踪，

更衣一刹那，

隐约见酥胸。

佐良却在发言中说我“所追求的，恰是作者—还有译者—所竭力避免的。‘酥胸’是滥调，是鸳鸯蝴蝶派的词藻，……”我却认为“酥胸不是滥调，“露胸”可指男子，如指男子，那灵感有什么稀罕呢？我还讲了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一个士兵中了毒箭，去找外科医生，医生只把箭杆切断，说取出箭头是内科的事。我认为“两件一刹那”是外科医生的译法，“隐约见酥胸”是内科医生的译法。不料佐良一听却生气了。那时他是《中国翻译》的编委，就对编辑说：以后如果再登许的文章，就不要登我的。果然，在他生前，《中国翻译》只登批评我的文字，不登我的反批评。如江枫提出“形似而后神似”，我问他：“形似和神似有矛盾怎么办？”《中国翻译》只登他批我不形似，却不登我的答辩。又如陆谷孙提出翻译是“紧身衣”，反对我文学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的理论，我指出他把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译成Penny-wise,Pound-foolish并不是紧身衣译法，恰恰是发挥了译语的优势。但《中国翻译》只登陆谷孙的批评，不登我的反驳。我认为形似和神似，紧身衣和优势论，还有王佐良赞成和反对的两派译论，是文学翻译界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走向世界的大问题，所以辩论越彻底越好。

世界上流行最广的翻译理论可能是对等论（equivalence）。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意、西等的语文，据电子计算机统计，约有90%可对等，所以翻译基本可用对等法。但是中国语文和西方语文不同，据统计只有一半可以对等。所以翻译时只有一半可以用对等翻译法。那不对等的一半，不是原文比译文好，就是译文比原文好。所以译者应该尽可能发挥译语的优势，选择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这就是发挥优势论或优化论了。即使有对等词，如果能找到比对等词更好的表达方式，也可以使用，这就是优化法。翻译诗词尤其需要优化。就以上面的《风灵》为例，更对等的译文是：

不见也不知，

露胸的时刻

换两件内衣。

这样对等的译文就不如佐良赞美的译文，更不如新译了。

早在1979年，佐良就在《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上说：

十九世纪末年，翟里斯（，1845—1935）等人译中国诗，是硬将唐诗套入浪漫派末流的四行体形式的，脚韵的安排主要是abab，加上用词上追求传统的“诗意”，读起来就像是三四流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等到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等人起来，他们抛弃了脚韵和诗歌用语的老套，而用自由诗体和白描手法，着重形象、意境和气氛的移植，于是一时显得十分新鲜。正是由于有这段历史，至今英美译得比较成功的中国古诗绝大多数是不押韵的。①王佐良：《英语文体学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年，第27页。

韦利译的古诗是成功的么？我们先来看看他翻译的《诗经·关雎》吧。原文第一段四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韦利的英译文如下：

“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韦利把雎鸠译成水鸟，把关关译成“fair, fair”,不知道是译水鸟的叫声还是叫声含义“好呀好呀”。如果是译声音，水鸟从来没有这样叫的；如果是译含义，则一般认为《关雎》是婚恋之歌，怎么会唱出水鸟吃鱼，说鱼好吃的歌词来，难道是把新郎比作水鸟，把新娘比作鱼么？那就未免文不对题了。其实原文“关关”（guan guan）是“沽沽”（gu gu）加上元音an组成的。因为“沽沽”声音不够响亮，不宜入诗，加上元音，唱起来就好听了，所以“关关”其实就是“沽沽”，而“沽沽”叫的雎鸠就是斑鸠。所以河边的斑鸠一叫春，也就唤醒河边采荇菜的青年男女的春心了，所以中国最古老的《诗经》的第一篇就是歌颂天人合一，歌颂自由恋爱的名诗。中国出版的英译文是：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fjwgyxyxb.cn/qikandaodu/2021/0302/5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