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往的解放试论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与社会(3)

因此，除了劳动的综合，综合必须具有第二个维度——斗争的综合。劳动的综合使社会主体同外部自然——劳动的客体相结合，斗争的综合使社会的两个互为客体的部分主体，即两个社会阶级相结合。两种综合过程交叉在一起，在第一个综合过程中，现实用技术的观点来解释，在第二个综合过程中，现实用实践的观点解释。通过劳动的综合产生的是主客体间的理论技术关系，在劳动的结合中形成的是生产知识；通过斗争的综合产生的是主客体间的理论实践关系，在斗争的综合中形成的则是反思知识。

在具体的社会研究中，马克思有可能借用了青年黑格尔的模式来说明斗争的综合。伦理是从文化传统中建立的制度框架，同时也是生产的框架，作为阶级对抗的框架的伦理的辩证法，受社会劳动系统的制约。对抗概念的扬弃，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另外，马克思将阶级对抗固定在自由的劳动契约的制度中。商品形式把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了劳动产品的物的性质，把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反映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它就掩盖了对自由的对话关系的压制。“资本主义的明显特征，就是把意识形态从现存的统治和暴力的合法性的空中拿到社会劳动的体系中”[3]53。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揭露了这种虚假的合法性。

哈贝马斯认为，类的自我产生的社会理论只有用双重的综合——阶级的社会劳动和阶级的斗争才能理解。阶级斗争无法被化约到生产力中去，相反，我们只能在重建阶级显现出来的意识的框架中分析生产的历史。马克思以一种局限在生产范畴框架中的哲学自我理解掩盖了这一点，造成了他所坚持的人的科学同自然科学的混淆，批判的科学同经验科学的差别也被掩盖了。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认识着的意识只有随着它自己把类的形成过程理解为始终以生产过程为中介的阶级对抗运动，认识到自己是显现出来的阶级意识的历史结果，并从而作为自我意识摆脱客观假象的束缚，它才能抛弃它赖以存在的传统形式”[3]54。换言之，类的自我产生始终以社会劳动和阶级斗争为媒介，彻底的认识论批判只能以再现类的历史的形式进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批判和解放意图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三、精神分析作为批判科学的方法论范例

由于马克思在范畴层面将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类比，将人类自我形成过程看作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误解了批判科学的方法论意义。哈贝马斯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至关重要，因为精神分析是自觉从方法上进行自我反思的科学的唯一例子。

(一)作为“深层解释学”的精神分析

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特征。他将精神分析视为主体间的反思结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对话是对扭曲交往的治疗，是为了重建合理的交往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弗洛伊德以语言解释为样板来释梦，精神分析是以一种特殊的解释形式进行研究的。不同于一般的语言解释学，精神分析者的解释工作要求考虑一个新的维度：作者自身无法获得符号表达的潜在内涵，哈贝马斯将之命名为“深层解释学”。深层解释学涉及的是主体在其中对自己产生错误认识的“原文”，精神分析试图把握的符号联系被内部影响肢解了。因为符号联系受到肢解本身不是无意义的，精神分析的解释就需要消除疏漏和曲解，具有系统的意义。因此，深层解释学“不能把自己限制在语言研究的工作方法上，而是把语言分析同因果联系的心理研究结合在一起”[3]233。弗洛伊德从病人自我压抑和抗拒的经验出发，认识到精神分析只能依赖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分析性对话。医生在病人有缺陷的“原文”基础上提出假设和建议，引导病人自由联想，再现某种遗忘的生活经历；病人则移情于医生，弥补被遗忘的生活史，从而停止无意识的表现。在医生引导病人的活动中，医生会遇到病人的内心防卫。病人逃避现实的模式，不受社会规范认可的本能需求因被从公众交往排除而内在化所造成的压抑成为症状。但是这种自我逃避的活动依然是凭借语言进行的，可以用语言分析的办法找出压抑的原因，并改变压抑的能动性，从而消除抗拒。

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医生要指导病人回忆起被压抑的兴趣，因此，医生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而是一个有反思能力的参与者。病人通过治疗补上回忆的漏洞，消除语言错乱，把扭曲的私人化语言翻译为公共语言，从而重新建立正常的语言交往关系。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fjwgyxyxb.cn/qikandaodu/2021/0321/5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