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往的解放试论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与社会(4)

哈贝马斯区分了三个层面的精神分析思想[4]260：

第一，元心理学，或元解释学。元解释学主要是对分析对话中的解释逻辑的阐述，它和自然科学以及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处在同一层面。不同的是，它的方法论和实质性内容是联系在一起的。元解释学由语言扭曲和行为病理学之间联系的基本假设构成，这种基本假设来自医生和病人之间交往结构的反思，它们无法直接达成经验性确证，而“只能间接的，在研究过程的全部范畴的成果上得到证实或者失败”[3]254。

第二，心理动力发展的一般解释，一般解释是对动机基础的形成和自我功能同步发展的解释。一般解释是系统的普遍化历史，它作为个体生活史重建的叙述性陪衬，它包含互动模式的假设，包含相应的冲突和冲突掌控形式的假设，包含社会化的个性结构的假设。一般解释可以进行经验检验，它总是不断地在实践中证明自己。

第三，对个体生活史重建的解释性框架的运用，这种理论展现了与通常的经验理论重要的逻辑差异。反思性科学无法完全依赖于经验分析研究的可控观察，或者完全依赖于解释性研究的理解经验。医生的假设性重建预测到病人对其自身生活史的因素的反思性占有，只有在病人接受这种重建并讲述他自身的经历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可以证明自身。哈贝马斯认为，精神分析的事例可以为一般批判科学的逻辑提供指南。

(二)精神分析和社会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分析者用来理解病症的正常和偏离概念是由文化决定的。正常与反常的区分是按照社会的制度框架规定的，然而这个社会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病态，所以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必须超越特定的社会制度框架标准，考虑人类的文化发展。这样一来，精神分析的问题就进入了社会理论领域。

在外部自然强制下，通过社会化的个人的集体力量来保障的自我维持的功能，同内在自然的“力比多”存在根本冲突。社会对成长中的个人提出制度性要求，社会化试图将本能冲动转化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并疏导多余的性欲和攻击冲动。超我便是从个人内心延续下来的社会权威。作为一种自我保存系统，社会的动机说到底是一种经济动机，为了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维持成员的生存，人们必须工作，并将性活动的能量转移到工作上来。社会的基本冲突是由经济匮乏决定的。经济匮乏所造成的社会压制程度，主要取决于人类用技术支配自然力的程度以及生产财富的分配。借助生产力的发展及现实压迫的松弛，社会系统强加的本能稽查就愈弱。但是这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发展，除了经济匮乏所要求的压抑之外，还存在与劳动组织和财富分配相连的禁令，即弗洛伊德所谓的“文化”。

文化是人类自我维持的系统，文化建立在强迫劳动和放弃本能的要求之上，捍卫文化必然压制个人，文化设施、文化制度就执行着压制人的使命。文化不可避免要激起受到强制和压迫的人的反抗，除了财富、创造财富的手段和分配财富的制度，还需要一种捍卫文化的手段，它试图使人与文化相协调，并补偿人们的牺牲。表达集体愿望的幻想便是对牺牲的补偿，这些被用来作为合理化统治的工具被弗洛伊德称为“文化的精神占有”。文化的精神占有代替了公开制裁的明显强制，它塑造一部分替代性的满足，使之进入合法的规范中，文化的精神占有是在社会交往的层面上的一种免受批判的存在。

在哈贝马斯看来，与社会制度不相容的无法实现的个体希望转化为替代性的满足，就具有了幻想的特征，但是幻想不只是虚假的意识，也包含着乌托邦的内容，它可以改变人类整体的现实界限。“当技术进步客观上能够把社会必要的压抑降低到制度所要求的压抑的标准之下时，这种乌托邦的内容，就可以从它同臆想的文化的构成部分，即同意识形态的、其功能变成了统治合法性的混合部分中分离出来，并且可以转化为对历史上过了时的统治合法性的批判”[3]277。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固有格局被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并且通过受压迫阶级的批判的革命活动得到克服。

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把弗洛伊德的这些思想融入到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将有助于澄清批判科学。在工具活动的框架中，“得到论证的是生产知识，而不是反思知识，生产活动的模式不适合统治和意识形态的重建”[3]288。相反，弗洛伊德把统治和意识形态理解为被扭曲的交往活动，在元解释学中获得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fjwgyxyxb.cn/qikandaodu/2021/0321/5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