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往的解放试论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与社会(5)

制度可以解决本能和现实强制之间的冲突，制度的产生可以从被扭曲的交往关系来理解。生产力的发展在任何阶段都会产生冲击制度框架的力量，改变制度框架是为了按照在摆脱了统治的交往中取得的共识原则组织社会关系。启蒙以改变被暴力扭曲的交往为目的，把启蒙观念运用到现实中的每一步都可能改变制度框架和破坏意识形态，但是启蒙的实践活动可以被经验证明为错误，我们无法确定启蒙的观念在何种情况下实现。因此，批判科学必须将自身从意识形态的错觉中解放出来。在批判制度所引起的交往扭曲时，批判科学的主体意识到自身属于这种发展过程，它将意识形态批判指向自身[4]109。

换言之，不同于技术的和实践的认识兴趣与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分离，批判科学达成了认识与兴趣的统一，从而才可能达致真正的解放，尽管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

四、意义和局限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心理学说，其核心意义在于揭示出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阶段，使人们意识到个人的自我形成过程；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重建以社会劳动和阶级斗争为中介的类历史，二者分别从心理和社会的层面，通过将个体从自我欺骗中解放出来，重建主体自身的自我理解，这正是哈贝马斯对二者进行整合的基础，也是对二者进行整合的必要性之所在。

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就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理论来说，其目的是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规范基础，这正是通过对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整合来实现的。就哈贝马斯后期的思想来说，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我仍坚持我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特别是在以学习的态度同皮尔士、狄尔泰和弗洛伊德的著作的辩论中所获取的认识。我后来撰写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是从这些用交往理论对实证主义、解释学和精神分析所作的思考中产生的”[3]2。可以说，不理解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就无法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来龙去脉。

然而，以精神分析为典范的方法论在社会批判方面的有效性是成问题的。哈贝马斯的研究专家麦卡锡指出，虽然精神分析和社会批判的目标相同，都是将人们从自身经历的幻想和压抑中解放出来，但是，在精神分析中，病人是自愿的，而在社会批判中，分析者却往往会受到被分析者的排斥[4]145。精神分析的患者有意识地要寻找自身问题的解决，而社会批判的对象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解放自身的必要性。同时，精神分析的医生和社会批判者是不一样的， 医生凭借其专业素养得到患者的信任，社会批判者却无法达到这一点，反倒可能成为新的需要批判的权威[4]146。换言之，在精神分析中，医生是标准的掌握者，在社会批判中，标准却是无法确定的。或许正是为此，哈贝马斯不得不从整合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释学转向后期的交往行为理论。

进而言之，哈贝马斯的整合是以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为基础的，突出交往之于解放的重要性。从方法论上看，哈贝马斯更偏重于精神分析的深层解释学，而不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哈贝马斯在后期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仅仅把社会劳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不充分的，有必要突出交往之于社会进化的作用，他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的。不可否认，哈贝马斯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一直是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研究者所批判的。就此而言，哈贝马斯的整合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

[1]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 尤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 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fjwgyxyxb.cn/qikandaodu/2021/0321/5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