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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与自由后现代艺术创作的伦理精神(4)

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21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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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六化”特征的产生打破了艺术神圣的边界,看似全无规则的创作路径导致了过于随意化、纯形式的艺术的出现,所以也不乏对后现代艺术观质疑的声音。

“六化”特征的产生打破了艺术神圣的边界,看似全无规则的创作路径导致了过于随意化、纯形式的艺术的出现,所以也不乏对后现代艺术观质疑的声音。例如在《艺术的终结之后》中,阿瑟·C·丹托对后现代的艺术创作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只是流窜于各流派、风格、媒介间不停变换表达方式而已,虽看似新潮却只是历史的遗珠重现,当所有可能性都被尝试过后,艺术必将走向衰落。事实上,丹托所指的艺术终结,是某些西方传统艺术表征的消亡而已,这些表征一方面类似艺术中传达的宏大叙事,通过预设一个如真理般存在的主流价值思想来提供社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好比传统艺术固有的思维方式、审美取向、游戏规则等。在后现代语境中,“艺术品可以被想象,或者实际上被生产,他们可以完全和纯物品一样,纯物品是完全无关乎艺术的状况的,因为后者需要的是你不可以用艺术品具有的某种特殊视觉属性来定义艺术品”[18](P19)。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创作不盲目追求作品的意义,倡导用多元的“视角主义”

(3)来拓展思维,艺术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例如默斯·坎宁汉于1968年编创的作品RainForest是受当时学生起义运动启发的结果,台上随意飘动的浮动气球装饰以及舞者反常规形体美学的身体动态表现,反映了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杂乱场面[19]。后现代艺术创作从表征上看,是打破原有规律性常态的存在,为艺术的地位而正法,不再做低人一等的依附者,而要与生活融为一体,不分界限,而非为了艺术而艺术。如德勒兹所说,某些后现代艺术创作技法的功能就像“解构反思历史与社会的既定认知一样”[20](P402),可见后现代艺术看似怪诞的表现,其实是反映了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抽象镜像。“视角”(Perspective)概念最初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技法中的透视法。尼采用“视角主义”表达多元主义的意义,即从世界上的每一个视角或视点出发,看见面目不同,其存在本质不同。(参考朱彦明:《尼采的视角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后现代艺术创作的内涵为反映社会生活、个人情感,而外延则是围绕“自由”而展开,以此体现后现代性独有的精神气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其中,自由可理解为供自我支配、凭借意志行动。艺术是主体感性能力的集大成者,若丢失自由的意志,艺术家何谈创作?后现代艺术创作因其无规定性,确有糟粕的产生,所以常被守旧派认为是无意义的,但其最大意义即赋予艺术家自由的向度,使艺术摆脱附属于他人他物之上、为他者服务的使命,成为与其他事物同等的独立之物。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认为:“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不能靠着把自身中的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许的限度之内把它培养起来和发扬出来。”[21](P74)此种呼吁人的个性应遵照他人的权益为限度,从千篇一律中得到解放的行为,即是自由的行为。无疑的是,后现代艺术创作属于这类主张个性培养与发扬的自由行为,但在打破旧规则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全无规则,而是同时寻求新的规则,即一种关于自由的文艺构建。

自由的文艺构建虽不是条条框框的规约,但离不开人类精神对艺术的寄托,也就是内心深处对艺术愿景的渴求。在《人类理解论》中哲学家洛克认为“一个人如果有一种能力,可以按照自己心理的选择和指导,来思想或不思想,来运动或不运动,则他可以说是自由的”[22](P224)。自由可被看作一种能力,是人内在思想和外在行为运动的有效统一。它可分为两部分,“理解和意志就是人心的两种官能”[22](P223),其中前者是心的能力,指代内心思想,后者是人的能力,指代行为运动。洛克将人类的两种能力分开而论,意志偏重行为的被动接受,理解偏重心灵的主动满足,主被动结合构成自由的外延结构。

“意志”指主体经过精神调节形成的一种趋向目的状态。当主体是艺术的观赏者时,此时的“意志”来自于艺术对观者产生的效用及影响,也可称为对观者产生的“有效性”。在后现代创作中,“艺术即生活”的观点给予许多生活片段成为“艺术”的可能性,例如邀若干观众在道路两旁观看来往路人走路的姿态,这样的场景对观者而言是“有效”的吗?从艺术鉴赏角度讲,倘若要使一个行为“有效”,不可缺少的便是“独特性”。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艺术作品具有灵光(Aura)时对“独特性”这样解释:“……独一无二地现身与它所在之地——就是这独一的存在,且唯有这独一的存在,决定了它整个历史。”[23](P59)在此,本雅明指的是艺术作品在此时、此刻、此地的发生即拥有独特的在场性,也可理解为难以轻易得到的表现或感受。那么,观看路人行走算不算是“有效”的?实际上,因路人走路是普遍存在的大众化常态,无论路人是着装新颖、还是姿态怪异,从观者角度都难算是“有效性”的行为。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有效”?虽大多数艺术理论都涉及艺术情感论、移情说、联想说诸如此类,但使艺术作品真正对观者产生效用的,不仅局限于情感上的假说。简而言之,普遍生活世界中少见的、能借此唤起观者好奇心、引起观者思维运转的现象,就是“有效”的现象。1964年,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将多个超市里装肥皂的包装盒堆叠在一起,作为参展展品,取名叫《布里洛盒子》。这个看似荒谬的展品,不仅成为丹托感叹“艺术终结”的灵感,其“有效性”也很大程度改变了观者的艺术观念。肥皂盒作为日常消费物品,虽然人人都无比熟悉,却易让人忽略,《布里洛盒子》用这种放大琐碎事物的方式,推动了大众化艺术审美的发展,而非仅为少数贵族的专用享受。此种在过往中罕见的形式,以及传达观念的有力感,给予观者“有效”的意志行为。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fjwgyxyxb.cn/qikandaodu/2021/0321/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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