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与自由后现代艺术创作的伦理精神(5)

“理解”作为主体感同身受的内在体验，以满足精神需求，引起情绪为最终结果。在后现代艺术创作中，若“意志”代表的“有效性”是建立在视觉基础上的猎奇，“理解”代表的“有趣性”则是创作逻辑上的标新立异。关于艺术的定义，最知名的观点之一是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称艺术为“有意味的形式”，其中“形式”在艺术语汇中指代各艺术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2](P227)。艺术的“意味”究竟为何？贝伊斯高特在文章《作为簇概念的‘艺术’》中，将艺术品应有的属性归纳成十条，其中首条便是“拥有正面的审美属性，如优美、典雅、精致(这些属性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快乐)”[24](P34)。可见艺术的“意味”即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无独有偶，康德认为审美过程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快感，一种在心灵中自我创造、自我延续的快感”[25](P70)，此种快感是忽略了个体差异(由利益产生的)后人类普遍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有趣性”，并非指让观者捧腹大笑的“娱乐性”，而是类似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中指代各艺术元素之间有趣的组合一样，旨在达到观者内心的满足。1987年，由瑞士导演彼得·菲什利和大卫·韦斯完成的艺术电影TheWayThingsGo在美国纽约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短片拍摄于一个仓库，记录了轮胎、垃圾袋、梯子、油桶、旧鞋、水和汽油等材料，在重力等物理诱因，或烟火等化学诱因作用下，完成了一条由日常用品组成的长长的因果链。片中纯粹物质的一物连一物的因果链不仅引人入胜，也可映射到实际生活中的因果循环，使观者在“理解”之上获取“有趣性”。

即使学者莫里斯·韦兹认为艺术应是一个活的概念，不能被一条条束缚给框定住，但人们认定的好的艺术作品也需有范例式的相似点[2]。所谓自由，虽“无规则”，但不代表“无厘头”，为自由设定边界并非限制其发展，而是保障自由之为自由的地位。主张自由发挥的后现代艺术创作，虽不流行比较出高与低，但是总有优与劣，当艺术作品在行为上对观者产生“有效”的意志，在情感上对观者输入“有趣”的理解时，观者作为观者的权益才被赋予，这也是后现代艺术创作中关于自由的边界。

三、趋于“向人而生”的伦理精神

人不同于动物，是肉体与精神共存的生物，人之为人的特殊性在于，人能对符号进行理解与运用，事实上人类的文化、语言、情感等都是符号的衍生物，符号化的过程是人类自我认识、自我意识的基础。人性是人表达出的一种特质，一种本性，人本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所以人性中既有精神与物质的分野、又有统一。人生存在世上，需要多种技能的共同支持，如有匠人与智人发明技术、使用工具，也有经济人谋财趋利：“智人、匠人、经纪人只是平凡的人，他们的生活全部都用于做工、效用、营利之上。然而平凡人也是诗意人，渴望生活的诗意，是参与、交融和爱的强度的体现，向往着忘我的销魂。”[26](P204)物质需求是满足人生存的首要对象，此后才是精神需求上的满足，两者之间既有先后关系，也有填补人之完整性的互补关系。仅做工的人，是匠人，仅会运用理性思维的人，是智人，这些均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然而作为完整的人，没有人不向往、或不追求过上诗意的生活。

不可否认的是，古往今来大多数事物的发展都与物质的发展脱不开干系，例如艺术创作，在物质欠发达的前工业时代，主要作为祭祀、宫廷、宗教文化的传播途径，依附于政教系统的功能性而存在。到工业时代，物质之进步给予艺术以可能性，为表现艺术的唯美主义，并祈求迎合观众，使艺术犹如穿梭在社会夹缝中一般，为艺术而艺术。到后工业时代，物质丰裕且发达，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开始对处于金字塔顶尖的艺术进行反思，艺术创作到底该为谁服务？美国心理学家马洛斯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分成五大类、十四种，其中最高类别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最优越的种类是自我的满足。或许艺术创作作为体现人文德性中情感的最高表现形式，应保持自发的纯粹性，发出自由之声，完善人之主体性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还人类内心精神一片可供发挥的肥沃土地。

马克思指出人是具有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人，“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7](P103)。然而现代性进程的加速发展，导致社会中消费主义与形式主义盛行，使得物质与精神常被分出主次，即重视物质而轻视精神，这是对人性的“拆解”与否定。以人类的本体——身体作为例子，诸多哲学家对现代性造成的身体异化问题进行了论述。马克斯·霍克海默与西奥多·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认为，身体受现代性奴役正是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结果。他们指出尼采等派别的哲学家不仅没有对身体存在的不公正待遇进行披露，反而为其粉饰与遮掩，将身体变成了社会文化的装饰品。在他们眼中身体仿佛成为了一台活生生的机器，一切与身体有关联的事物都被数字量化了，把鲜活的生命还原成一个纯粹的化学的过程。同样齐格蒙特·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中认为现代性要求人们遵循程序化规范的义务而取代了履行道义的责任。人类的行为已不因个性化而被关注，任何行动皆以目的作为导向，甚至于人类的细微面部表情，都可以在程式化的眼神、手势、动作中得到标准化一的解释。无疑的是，现代性进程使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对人类复杂化起到否定作用，人只需像社会这台机器中的某个小零件一般，无需特点、无需不同，这在无形中成为对人性漠视、固化、同质化、异化的基础。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fjwgyxyxb.cn/qikandaodu/2021/0321/5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