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性格特征及喜好特长的考察(6)

在英敛之的朋友们(圈)之中，有的一度成为挚友，有的长期引为同调，有的是事业助手，有的是家庭的伙伴，有的是诗词上的互相切磋者，有的是惺惺相惜的志同道合者。英敛之是个闲不住的人，除非是生病卧床或海上漂流(致使无法行动)，他在家里或旅行时均喜欢四处拜访朋友，除了工作或业务原因之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个人人际关系网较大，相互应酬、彼此走往比较频繁。而事实上，英敛之经常去朋友处交流、沟通与谈话、讨论，经常走访、宴请海内外的朋友，且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占据了他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也成为他生命当中的美好时光。但是，哪怕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兄弟，甚或被其称之为“某兄”“某公”的人物，也会有龌龊、龃龉、分歧的产生，某些涉及切身利益的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不顾前情、断然决然断交。譬如，在与张逸帆交恶之后，他表态说：“人处困穷之地，最易招尤纳侮，纵甜言蜜语，自诩情谊，颇通，而言不副行，不免愈增他人嗤鄙，能不呼天三叹，搔首长吟。直愿披发下荒，蒙袂过市，若长此迍邅困顿，则不効贡禹之弹冠，姑任管宁之割席云。”[6]在某些特殊情境下，英敛之会为一点小事生气，有时候还会有一些私心作祟，显示出缺少包容与耐心的一面。或许性格使然，他不太懂得求同存异，不太明悉宽宥缺陷，应该是个倔强、固守且自尊心极强的人。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更多的因为欣赏和赞同，是一种惺惺相惜和志同道合，在乎思想上的相通、感情上的共鸣。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很重要，维护两者之“法”同样是一种大智慧。须知，朋友贵在交融、贵在相知、贵在持久、贵在宽容，唯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才能呵护好友谊之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将友谊衍化为兄弟骨肉之情。唯如此，方可成为真正的知音。

概言之，英敛之交游甚广且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朋友结交布满天下。与之成为脾气相投、志趣一致和心灵默契、终生相随的挚友有过不少，对其事业、人生、道德、文章都有过很大的帮助与推动，也对其思想、学问、识见都有大的裨益。

第一，何沃生、胡翼南这两位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大学问家。当时，生活在香港的具有新思想(接受西方思想)的众多学人(者)当中，英敛之最为钦佩的是何沃生(启)律师与胡翼南(礼垣)两位先生(前者著有《新政论议》一书、后者撰有《新政始基》一书)，甚至清高、傲岸的他愿意执“弟子礼”。由此可见，英敛之是真心实意地佩服他们二人的人品及学问，为之倾倒、膜拜和衷心服膺，不仅亲自登门拜会、邀请座谈，而且一直虚心请教、听取意见(去信去函)、非常信任。比如说，帮助何、胡二位先生在京津及上海地区出版、推介他们的著作；恳请何、胡二人帮助选聘合适的报馆主笔和购买滚轮机、字模等设备。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三月十六日记云：“是晚始句读何沃生、胡翼南两先生新政论议讫。服其立言明白晓畅，说理深透切中，直欲向书九叩，不止望空三揖也。其《新政始基》，尤觉为中国之顶门针，非抄袭陈言偏执一见者之能望其项背。惜予过香港时，未能拜谒，一伸钦挹之忱。并恨未能多购若干，分赠朋友，使多欣赏奇文也。”[6]英敛之认为，何沃生、胡翼南两先生思想前卫、目光如炬，对中国的国情看得透彻，对历史的走向判断准确，对社会的发展估测到位，他由衷推崇《新政真诠》等书籍，不仅仅自己反复拜读、拍案叫绝，而且还推荐给身边的朋友阅读(有时当作礼物送给朋友)，这实际上是一种古代订立的“文字交”。虽然，起初英敛之与何胡尚未谋面、不通音讯，只不过通过读其著论而油然产生尊崇之感，可知文字(本)凝聚人心、汇集人脉的力量之大，以及所映注的思想、所投射的感染之深，英氏未识其文、先通其书的敬仰与向往，谓之“神交已久、心向往之”。

第二，与吕氏姐妹的缘分与交往。吕氏三姐妹出身官宦家庭、大家闺秀，她们不仅受过教育、能够识文断句，而且文笔颇佳、文采飞扬，与男子一样读书求学、巾帼不让须眉，自然惹得文人士夫们钟情与喜爱。吕氏姊妹在与英敛之相识并交往之前，便已在文学界、诗学界小有名气了。据查，吕惠如、吕碧城姊妹原籍安徽，以擅长诗词丹青、腾誉艺苑而声名远播。其中，惠如工词，善花卉；碧城懂词曲，善属文；梅(眉)生知音律，善操琴。这里要特别讲述一下吕碧诚与英敛之的交往，尤其是英敛之慧眼识才的一段佳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起伏——从亲密友好到隔阂渐生、从情投意合到分道扬镳，有点类似于恋人的“恋爱周期”：一开始的蜜月期、之后的疲倦期、最后的分手期。事实上，两人之间的关系曾一度相当亲密(英敛之带着小儿、淑仲等家人出游时，常常也带着吕碧诚，甚至有时候两人单独外出游玩，确实存在一些男女暧昧。清末民初男子是可以纳妾的，但囿于天主教徒的身份却不能纳妾)，引起了英夫人的警觉、醋意与不满。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fjwgyxyxb.cn/qikandaodu/2021/0707/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