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性格特征及喜好特长的考察(8)

关于报纸忠直的发声、坚贞的操守、高尚的品德、敬业的精神与独立的昌言，他深以为：“报纸之天职，所以为君耳目，作民喉舌者也。若夫民之冤苦，官之贪邪，知而不言，则有负天职。”[11]英敛之主持下的《大公报》，倚仗租界的优势(舆论自由与治外法权)与教会(朝廷及官员畏惧教会，害怕洋大人)的庇护，不害怕达官贵人，不回避黑暗现实，亦不忌惮权臣豪强，原原本本论说，公公正正评议，是之为是、非之为非，大而不惧、公而忘私，践行了该报的一如既往、雷打不动的办报宗旨，凸显了该报无上崇高的报刊品质，表达了独一无二的“大公”“刚正”报格。这一点，尤其是在对慈禧的冷酷批判和与袁世凯、刚毅等不懈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突出，“嘴”里毫不留情、笔下挥斥方遒，进而，为报纸博得了“敢言”的美名(北方清议之望)、为报馆赢得了中国报界“首脑”的地位，得到广大民众的欢呼与拥护和知识分子的赞誉与尊敬。

当时的《大公报》及其创始集体就犹如一只传说中的“独角兽”(古代神话里一种神兽，文言称之为“解豸”，是法律的化身，拥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它总是怒目圆睁、令人望而生畏，一旦遇见奸邪即用“触角”击倒而吃掉)，时不时地抨击腐败透顶的末代朝廷，贬抑毫无章法的政治当局，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对粗暴干涉中国宗教事务的教会和破坏中国主权完整的租界当局的也毫不留情)，不仅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忠奸，而且知诉讼、懂时政，代表着公平、正义，象征着勇猛、刚强，让大众知所取舍、明所趋从，成为人们行为 “正大光明”、报纸议论“清平公正”的标志。《大公报》以“时评”为基础、以“论说”为主打，去评价时局、匡扶时弊、讥刺权贵、抨击外敌，视奸邪为仇雠、目贪腐为天敌并且内容精彩纷呈、报章可圈可点，其思想性、可读性和时效性、针对性均比较强，是一部成功的“舆论批评史”。在英敛之披荆斩棘、破浪前行的干事创业的气魄和开山辟莽的精心运营下，终于站稳脚跟、名誉声望渐隆，慢慢成为京津地区乃至整个北方的舆论中心和清议之领袖，逐渐成为一张有良知的“政论大报”和有分量的“文人论政”报，创造了报业的辉煌与以文论政的传奇。

注 释：

①本文依据与参考的《英敛之日记遗稿》(自光绪廿四年至卅三年，即从戊戌至丁未)一书，是由方豪编录、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出版、印行的排印本。该书被收入沈云龙主编的丛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包含附录：《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原本为十二册，裒然巨帙、皇皇数十万言，经过方豪编录、规整后刊为三巨册。“日记遗稿”起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止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主要系庚子、辛丑前后约十年间所作。日记按(逐)日记述与纂录(其中也有遗失或跳动)，真实记载了创设《大公报》之始末、聘请主笔的经过、购买机器的艰辛、消弭罢工的苦心、杜绝近亲繁殖的果断、排除外来干涉(宗教势力与殖民当局)的努力等。《大公报》从筹备到初创、从草创到发展、从简陋到进步，对有关人事、掌故、轶事作了原原本本的记录，对办报心路历程作了刻画，对晚清至民国初期的报界情况作了翔实报道，成为了解、透视大公报史和英敛之本人的第一手资料和窗口。

②基于《英敛之日记遗稿》的考察，一方面，不仅真实反映和充分展示了英敛之本人的个性特点与气质脾性；另一方面，办报过程、报刊言论、新闻人物方面的详实记录与拷问又不失为研究中国报史的重要资料。因此，《英敛之日记遗稿》具备较大史学探究(报人、报刊、报业三者研究)价值，是难得的辅助和补充资料.

③英敛之受洗入教的天主教堂是隶属法国驻华天主教会(一个分支机构)，受法国大主教及教宗(主)掌管。中国天主教堂及主教、教父等神职人员，是作为罗马教廷在远东(东亚或亚洲)大中华区的分支派出机构.

④天主教教内同样有着较为严格的等级秩序及工作分工，按身份及地位可大致分为：慕道者、教友(信徒)、修士、修生、修女、会士、神父、主教、教宗(最高者教皇)，这与佛教、道教等神仙职位划分相类似.

⑤英敛之的书信内容非常丰富，主题多种多样，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情况。其实，英敛之在晚年有过收集、整理书信并刊行的打算，只是由于时间、精力、经费及书信难以找全并规整等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如果真能将敛之所有的书信收集起来出版，对研究他本人及《大公报》大有益处.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fjwgyxyxb.cn/qikandaodu/2021/0707/6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