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性格特征及喜好特长的考察(7)

吕碧城，字圣因，号遁天，是我国清末民初的杰出女词人、女记者，不仅容貌姣好，而且诗词了得，兼又擅长文章绘画篆刻，成为士林有名的如李清照一般的奇女子和女才人，其盛名之隆甚至远播东瀛(例如，日记中有“山根虎臣(日本学者)偕管洛声等与碧城笔谈”的文句)，引起不少男士的爱慕，著有《信芳词》《晓珠词》以及其他多种文集。自光绪三十年 (1904) 甲辰年二月起首，英敛之开始较多地记录吕碧城三姊妹之事，以较重的笔墨书写他们之间的来往(含诗词文章)。此后，关于吕碧诚的有关事情比比皆是(包括吕碧诚生病英敛之夫妇前往探视、英敛之与吕碧诚两人在报纸上刊文进行论战、英敛之推荐并支持吕碧诚担任女学堂总监等)，她似乎成了英敛之家庭中的一员，可见英敛之与吕碧城交谊之密切。吕氏不仅来津下榻馆中，还与之同出同行；而敛之亦为之钞稿、改稿、荐稿。但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两人因为一些琐事，几度产生摩擦、分歧与龃龉，即便是后来经由吕眉生劝解和好，仍给他们各自的心里留有阴影与创伤。这种观念上的差异、立场上的不同，导致两人情感上的分离与思想上的分裂。此后，两人原本亲密的关系难以弥合、渐行渐远、不断疏离，以至于濒临劈裂与决绝。吕碧诚，是英敛之一手栽培起来的女词人，是《大公报》着意培育出来的女作家，吕、英二人由惺惺相惜到心生间隙，令后人读之喟叹万分。

六、热心公益，无私奉献

英敛之汲汲于慈善事业，热衷于公益活动，特别是到了晚年，这一特点尤为明显与突出。人之将老，其言也善、其行为笃。不再过问报馆事务之后，英敛之便有了比较充裕的闲暇时间，不用再像办报时期那些劳心又劳力了。但是，他并没有闲下来，完全做一名“寓公”，唤醒民族、户牖公众的信念从来没有停止。因此，他将精力放在了兴办教育、普及文化、做好慈善上面，这些也是拯救国家的当务之急。根据《大公报》及《英敛之日记遗稿》的记录，曾经有一段时间内，英敛之大力倡议国民捐、赈济灾区(主要为水灾)，由他亲自撰写或委托报馆撰述的各种“国民捐”的告白常常见诸报端，言辞恳切，话语真诚，令不少人读之动容、纷纷解囊相助。并且，他不是仅仅嘴巴说说而已，还落实在实际行动上来，带头捐款，率先垂范。比如面对直隶等地的水旱蝗灾，他总是第一时间发出呼吁，自己领头捐款、鼓励周边的朋友一同出钱出力，以便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又比如，他还不断倡导义卖字画、义务演出、免费提供场地等，募集公益慈善基金、成立慈善机构，为救济水灾、赈济难民而奔走呼号，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出于自愿、以公益为目的，断没有经济利益上的回报。正是因为青少年时期家贫无法接受正规教育，意识到妇女的社会地位低和女子接受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懂得女性是人类的母亲、女子是社会的未来、女学是开智的源头的道理，也正是因为出身贫贱又信仰天主教对贫苦百姓有着怜悯之情，才使得英敛之在晚年几乎将全部精力都安放在教育上面、全部情感都投入到慈善之中，反倒对办报不似先前那么热忱与倾心，教育救国的理念更加凸现。可以这么说，只有具有宗教视野与人文情怀才让英敛之敏锐而深刻地觉察到事物的对立统一，觉察到国家维新改良的高深、公民利益的弥足珍贵，觉察到人性以及政治的复杂多变、波谲云诡，直至觉察到世界的真相与韵律。为了公众共同的利益，从事于公共利益的事业，是英敛之的钟爱。

七、忠直耿介，疾恶如仇

英敛之骨子里疾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半粒砂子，他为主笔的《大公报》，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敢登他刊所不敢登,敢评他报之所不敢评，使得报纸渐渐有了一定的声名，积累了不少人气，迅速地占领了报业市场，打开了舆论局面，也打响了《大公报》抢跑时代的“第一枪”。虽然，当时的英敛之可能并不知道什么“铁肩道义，辣手文章”(邵飘萍)的道理，也可能没有听过什么“向导国民，监督政府”(梁启超)的媒介功能，但是说自己想说的话、说底层百姓愿说的话、说对国家民族有益有利的话，却是他话语的底线和执业的初衷。终其一生，英敛之都抱定了“说真话、说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和不自欺、不欺人、更不欺世”的话语准则，履行着“媒体应该积极履行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民众心智的发展，推动我国文化改革的顺利进行。媒体应当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公共责任，珍视自己的话语权，并借助舆论传播的先天优势，积极为民众发声并维护人民利益”[10]的志业与操守，无愧于报人职务，无负于报界天职。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fjwgyxyxb.cn/qikandaodu/2021/0707/690.html